这段时间，一条“最牛私家车流行帖”在网上流行：“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该贴之所以流行，起因源于上海频现的“钓鱼式执法”，其突出代表是“孙中界事件”和“张晖案”。10月26日，上海市“钓鱼执法”终于有了结果：上海市闵行区政府认为，张晖案取证方式不正当，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在中国大家就形象的称做钓鱼式执法。就是设置好圈套，引诱无违法意识甚至是有着美好善意的百姓违法。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政府有关部门利用公权力进行此种执法，必诱发严重社会问题。钓鱼执法是政德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也是一种滥用职权的罪行。

  “钓鱼执法”并非始于今天，也不是第一次引发舆论关注。关于“钓鱼执法”的渊源，也不用费力追溯———“执罚经济”的存在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无利不起早。程序非正义且在道德观念层面也不得人心的“钓鱼执法”之所以大行其道，内在的根源便是部门利益的驱动。但是，若上级部门真有“一经查实，严肃查处”的决心，在利益与风险的平衡中，“钓鱼执法”也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兴旺，责任制度的缺失实则成了“钓鱼执法”的一道护身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年到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但是这5000多万元的去处又是怎么分配的？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也许是我们关心这件事情的每个人都希望能了解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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