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转型
家庭/家族信托 私人银行业务 家业传承案例 中国百富档案 家族企业相关报道 家业传承法律服务 家族企业融资 私产理论与管理实践 境内境外上市 企业重组 产权优化 私产管理(PPM)服务说明 股票期权MBO 尽职调查 资本市场资讯 公司治理一般理论 上市公司治理 国有企业治理 家族企业治理 民私营企业治理
相关链接
刘壮青:“创二代”的创新融合 德国家族企业如何面对继承问题 从民营企业到家族企业 从民营企业到家族企业 保险法若干问题解释二 私人银行服务 私人银行(Private Banking) 家事风险案例盘点与启示 李锦记:传承五代的秘籍 财富转移规划的反思 中国半数富人考虑财富传承 官方表态新三板公司可通过介绍上市直接转板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最前沿法律服务 深交所中登公司联合发布股票约定购回业务技术标准
联系方式

 
手机:134-1863-1258     186-7556-2012

邮箱:442183168@qq.com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3008号宝能中心

邮政编码:518036

首页 > 企业转型 >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要素的识别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要素的识别
发布时间:2010/12/11 22:35:36 | 信息来源:
收藏本文章 | 复制本页链接 | 打印本页 | 浏览:

                                            企业家个体层面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要素的识别

                                                                窦军生;贾生华

摘要:本研究着重识别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企业家个体层面需要传承的要素,并对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做出了初步的判断。通过对41则媒体报道资料的结构化分析和对来自60家面临传承问题的家族企业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企业家默会知识、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企业家个体层面需要传承的三大类要素。无论对三类要素内部需要传承成分的认知,还是对三类要素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判断,企业家和企业家子女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处在传承过程不同阶段的企业家子女,对三类要素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评价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些研究发现无论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企业家默会知识、企业家关系网络、企业家精神

                                                                    一、引  言

“家业长青”一直都是家族企业领域的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们共同追逐的目标。顺应此目标,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影响因素成为该领域的首要研究主题。但是,要想对这些影响因素做出系统的识别,首先必须搞清楚需要传承的要素到底是什么。否则,开展的研究就是“无本之木”,不同研究基于单纯的经验归纳得到的结论也很难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容易令传承实践者无所适从。Drozdow(1998)和Kaye(1996)等学者都曾指出,家族企业的成功传承意味着一个或几个独特的核心要素的留存或转移。但是,这些需要留存或转移的要素到底有哪些,目前尚不清晰。从既有文献看,极大多数研究都将重心放在了所有权和/或管理权的代际传递上。的确,财富和权力的代际传递是企业持续成长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企业能够继续以家族企业的形态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可是,仅有财富和权力的传承显然无法保证“家业”的长青。王安曾经实现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代际传递,但未能很好地将自身积累的社会资本传承给儿子王烈,出现了“人走茶凉”(王安卸任后,其老部下纷纷离职)的凄凉一幕,曾经名噪一时的王安电脑从此走向衰落[①]。目前,尽管已经有少数几位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要素作了一定的探索性研究,但由于这些研究均未对各要素的内涵及构成维度作出明确的界定,“貌似神异”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不同研究成果之间的可比性和继承性不高,不同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更是无法考量。这已成为构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基础理论框架和推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实践健康发展的瓶颈。

为突破上述瓶颈,笔者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Cabrera-Suarez, De Saa-Perez & Garcia-Almeida(2001)和Sharma(2004)等学者的分析思路为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他们认为,家族企业的成功延续取决于那些给它们带来竞争优势的独特要素在代际间的传递或转移[②]。据此我们初步推断,在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中需要留存或转移的要素就是那些能够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独特要素。然而,来自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表明,能够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要素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涉及企业家个体、组织和组织间等多个不同的层面。家族企业的成功延续并不需要实现所有要素的传递或转移,同时也并不是所有的要素都能够传递或转移,必须要有所扬弃。对任何企业而言,创始人对其长远发展和成功都有着直接的影响(Daily & Dalton, 1992)。对第一代家族企业来说,那些能够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独特要素更是多为他们的创始人所拥有。甚至可以这样讲,第一代家族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企业家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本[③]。鉴于此,本研究将重点考察企业家个体层面需要传承的要素。简言之,本文就是要在梳理和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国内面临传承问题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需要传递或转移的企业家个体层面的要素作出较为系统的识别,并对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作出初步的判断。

二、文献评述前面我们提到目前关于该主题的系统研究还非常鲜见,但是在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后,我们还是发现,从该领域诞生伊始,与该主题有关的阐述就零零星星地散落于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比如,d’Amboise & Muldowney(1988)在其研究中强调了传承计划对家族企业成功延续的重要性。他对此的解释是:传承计划的缺失会导致有关市场、产品和员工的战略信息,以及同供应商、客户和资金源等关键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联结的丢失。这就隐约地暗示出,战略信息和公司同关键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联结等管理资源是需要传承的重要要素。与上面两项研究“下意识”的述及不同,Hugron(1991)首次“单刀直入”地冲破了以往研究对家族企业传承要素秉持的“一维观”(企业领导权)或“二维观”(进一步将企业领导权分为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思维惯性,率先将管理诀窍提到了与企业所有权同等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就是管理诀窍和所有权从前任向其继任者的传递[i]。 



--------------------------------------------------------------------------------
[i] 转引自Dumas, Dupuis and Richer, et al.(1995), P103。
同其它研究领域的演进路径类似,对该主题的探讨之路也是异常曲折。早期学者们的开创性探索之“火”,未能“燎原”。直到1998年,哈佛大学Drozdow教授才根据自己在之前20年间对几百家家族企业传承实践的咨询经验,率先对家族企业的传承要素体系进行了分析性归纳。他认为,所有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都建立起了一系列可以用来界定自我的本质特征,它们是延续的重要元素。基于该假设,他进一步指出,家族企业的成功延续意味着一个或几个本质的、独特的核心要素的留存,同时也意味着一些要素的牺牲。家族企业要想成功实现代际延续,必须确保以下七项要素中的至少一项能够留存下来,它们分别是:战略(这主要是对企业价值观的延续)、所有权和/或治理(包括保留创始人或公司历史上其他“伟大领袖”的印迹或遗产,以及他们对家族或企业未来的愿望)、家族对企业的领导权、家族凝聚力、企业文化(主要是指被领导人或家族具体化,并被部分制度化了的价值观体系)、使命(为什么做,做什么)、以及自主。与Drozdow教授的研究思路类似,Lambrecht(2005)对10家家族企业进行案例研究后提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是一个终生的连续性过程,在该过程中创业家族需要完成专业知识(产品秘密和交易的敲门)、管理理念、企业家特质(核心是努力工作、坚定不移)及家族企业精神(the soul of the family business)向下一代[⑤]的传递。

与上述基于多案例的分析性归纳研究范式不同,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尝试借鉴其他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成果,通过演绎的方法来揭示其中某一类特定要素在代际间的传递或转移。Cabrera-Suarez, De Saa-Perez & Garcia-Almeida(2001)以企业资源观(RBV)和企业知识观(KBV)为基础,率先对企业家知识的代际传承进行了深入的规范分析,并提出了一些颇具洞察力的观点。他们认为,嵌入在组织惯例中的默会知识是家族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企业家作为一“家”之主,在企业中占据着最为核心的位置,这些默会知识往往为他们所拥有。因此,家族企业的传承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继承人充分吸收其前任的关键知识和技能,进而保持和改进组织绩效的能力[⑥]。Steier(2001)在借鉴社会学领域、战略管理领域及创业研究领域关于社会资本和企业(家)网络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企业家社会资本[⑦]代际传递的角度对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家族企业中,企业家关系网络是组织社会资本的基础,也是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因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成败在很多程度上就取决于企业家关系网络在代际间的传承效果[⑧]。基于企业家精神理论,国内学者朱素英(2007)率先对企业家精神的传承进行了探讨。她认为,继承人对企业家精神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关键。

除上述“直系”研究外,部分学者从其它角度开展的一些“旁系”研究,尽管无法为我们深入了解该问题提供直接的观点和证据支持,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后继研究的思路和视野。比如,世界知名家族企业研究专家兰兹伯格(2005)教授就曾指出,“一切成功传承的驱动力就是对未来的愿景。这种愿景是激励人心的,也是将企业传递给下一代所必需的。家族企业的延续需要将每一代企业接班人的个人梦想凝结成一个共同的、集体的梦想(shared dream)。这种共同梦想为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有效传递提供了背景。”再比如,Tan & Fock(2001)在对影响新加坡华人家族企业成长和代际延续的关键因素进行研究[⑨]时发现,继承人是否具备像他们长辈那样的企业家领导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以及他们是否继承了长辈的关系、网络和价值观,是决定家族企业能否成长和代际传承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些研究提醒我们,企业(家)愿景、企业家领导能力及企业家价值观等或许也是需要传承的要素。

已有研究为消除我们关于该问题的认知“白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是,与全方位把握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要素体系这一目标相比,仍有不小的距离。首先,这些研究者几乎都没有对他们认为应该传承的要素的内涵作出明确的界说,部分要素之间甚至还存在内涵上的交叠。比如,Drozdow(1998)在研究中提到的企业文化和使命。这样一来,即使不同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中都使用了同样的概念,但对其内涵的认识也可能大相径庭。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的继承性势必不高。其次,由于这些要素分布在不同的层面,研究者们对其归类标准又未能达成共识,因而很难构建一个清晰的类目体系。最后,因为已有的研究都比较零散,彼此间缺乏可比性,所以难以对各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做出准确的判断,进而无法为家族企业的传承实践提具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三、研究设计(一)研究对象目前关于该主题的研究还处于零星的探索阶段,我们尚无法对代际传承要素形成系统的认识。并且,现有的研究多出自理论研究者的分析性归纳和理论演绎,对实践界尤其是传承过程中的两类关键参与者——企业家及其继承人关于该问题的真实想法缺乏应有的考察。古人有云:“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企业家和其继承人作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的关键参与者,无疑会对该过程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和感悟。切实了解他们的想法及对该问题的认识,对我们全面认识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要素体系将是大有裨益的。
近年来,随着全国性家族企业“接班时代”的到来,各种媒体纷纷围绕“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其中不乏媒体记者对身处传承过程中的企业家或其接班人进行的采访记录。这些报道包含大量的极具价值的信息,为我们全方位了解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要素提供了宝贵的素材。鉴于此,本研究将首先把近年来大陆媒体关于家族企业传承的报道信息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结构化分析,来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企业家个体层面需要传递或转移的要素作出初步的识别。
对媒体报道信息的结构化分析,为我们全面了解企业家个体层面的传承要素体系奠定了基础,但是无法回避二手数据固有的一些局限性。首先,难以将媒体报道中所包含的记者个人主观判断排除在外,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其次,无法对不同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做出进一步的判断。为此,本研究还将通过问卷调查,来系统获取一手经验数据。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主要遵循以下三条标准:(1)样本企业必须是家族企业,即:家族成员拥有企业50%以上的所有权(绝对控股);2位及以上的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的运营管理;家族试图让家族内部成员来继承企业的管理权。(2)样本企业必须是已经处于传承过程中或即将步入传承阶段的家族企业。(3)问卷填写者必须是家族企业的创始人或其(准)继承人。
(二)研究方法要对媒体报道的信息内容进行系统、客观和量化描述,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无疑是最为合适的方法之一。按照Holsti(1969)的观点,内容分析法至少对以下三类研究问题是非常适用的:首先,数据获取比较困难并且研究者只能获得文件(documentary)资料,或者在主题难以定位的状态下,内容分析法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内容分析法也可以作为数据的补充来源或者辅助测量。其次,当主题的术语和表达方式对研究非常重要时,某些类型的内容分析将是非常必要的。对信息处理协议的分析,对投射检验的反应,或者来自深度访谈或关注组的细致推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最后,对材料作出客观而系统的评价超过了单个研究者的能力范围时,内容分析法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鉴于此,在对媒体报道材料进行结构化分析时,笔者将采用此方法。
在对问卷调查所获一手数据进行分析时,笔者将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配对样本T检验”(Paired-Samples T Test)等统计分析技术。这些分析将通过SPSS16.0统计软件包来实现。

            四、传承要素识别:基于内容分析的探索研究

(一)研究范围及抽样
     ...........
(二)确定分析单元
     ...........
(三)类目表的构建
     ...........
(四)编码过程
     ...........
(五)信度与效度检验
   ...........(六)统计结果通过对媒体报道材料的编码,发现企业家默会知识出现的频次最高,为81次,约占各类要素总出现频次的48.50%;其次是企业家关系网络,出现的频次为61次,约占各类要素总出现频次的36.53%;企业家精神出现的频次最低,为25次,占各类要素总出现频次的14.97%。每类要素出现的频次及其占各要素总出现频次的百分比见表4。
表4  各类代际传承要素出现的频次及其占总频次的百分比
主类目
 次类目
 频次
 占总频率的百分比[i]
 
企业家默会知识
 技术诀窍
 81
 48.50%
 
管理经验
 
专家见解或心得体会
 
经营理念
 
价值观
 
愿景
 
企业家关系网络
 企业内部关系
 61
 36.53%
 
企业外部关系
 
企业家精神
 创新精神
 25
 14.97%
 
冒险精神
 
开拓精神
 
敬业精神
 
合作精神
 

据此可以初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中,企业家个体层面需要传承的要素主要包括企业家默会知识、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三大类。其中,企业家在企业创办和经营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默会知识和企业家发展起来的各种关系网络受到了相对较为普遍的关注。


--------------------------------------------------------------------------------

[i] 因为同一则报道材料中可能会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传承要素,所以四类要素总共出现的频率之和并不等于123(41则材料×3位编码员),而是167。

五、传承要素识别:基于问卷调查的深化研究由于内容分析中无法对次类目(各要素的构成维度)作出细致的分析,同时,基于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结论的统计意义及其外部效度也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为此,我们还通过调查研究法对该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一)研究数据的收集
        ...........
(二)样本统计特征描述
        ...........(三)各要素出现频次统计分析在以多项选择的形式开展的研究中,很容易出现全选的糟糕结果,不利于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同时也会令研究结论的信度大打折扣。为防止该现象的出现,笔者在问卷设计时强令被调查者从所列诸要素的构成维度中选择三项他们认为相对重要的要素。此外,为避免研究设计可能存在的“选项不完整”缺陷,笔者还特意设置了开放式的“其他”选项,让被调查者自由作答。
由于每位被调查者都被强行要求选择三项要素,所以最终被选择出的各要素构成维度的累积频次为249次(83人×3次/人)。通过对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笔者发现,在60位企业家子女累积180次选择中,有3次选择了“其他”选项,另外有3位被调查者自行填写了其他的答案,2人给出的答案是企业家的社会声誉,其余1人给出的是企业家的服务精神。这样看来,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默会知识各维度累计被选择的频次为243次。三个要素各维度出现频次和频率的具体分布见表7。
表7  代际传承要素各维度出现的频次及频率统计结果
主类目
 次类目
 企业家子女
 企业家
 
频次
 频率[i](%)
 频次
 频率[ii](%)
 
企业家默会知识
 技术诀窍
 6
 3.33
 4
 5.80
 
管理经验
 29
 16.11
 8
 11.60
 
专家见解或心得体会
 17
 9.44
 7
 10.14
 
经营理念
 12
 6.67
 8
 11.59
 
价值观
 15
 8.33
 5
 7.25
 
愿景
 7
 3.89
 3
 4.35
 
企业家关系网络
 企业内部关系
 9
 5.00
 3
 4.35
 
企业外部关系
 34
 18.89
 19
 27.54
 

 

续表
企业家精神
 创新精神
 15
 8.33
 1
 1.45
 
冒险精神
 2
 1.11
 1
 1.45
 
开拓精神
 13
 7.22
 4
 5.80
 
敬业精神
 15
 8.33
 6
 8.70
 
合作精神
 0
 0.00
 0
 0.00
 
其他

-企业家的社会声誉

-企业家的服务精神
 6

2

1
 3.33

1.11

0.56
 0

0

0
 0.00

0.00

0.00
 



--------------------------------------------------------------------------------
[i] 频率=频次/180。
[ii] 频率=频次/69。

从表7展示的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企业家默会知识各维度被选中的频次最高,累积达121次,占总频次的48.59%,平均被每位被调查者选择1.46次。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被选中的频次相当,分别为65次和57次,各占总频次的26.10%和22.89%。这与前面对媒体报道资料进行内容分析所得结果略有差异。

进一步看,在企业家默会知识的各维度中,管理经验被选中的频次最高,为37次,其余依次为专家见解或心得体会、经营理念和价值观,专家见解被选中的频次相对高一点,为24,经营理念和价值观被选中的频次均为20,而技术诀窍和愿景被选中的频次最低,均为10。由此看来,在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中,继承人在向上一代企业家学习的过程中,更加注重诀窍知识的学习(诀窍知识的三个维度累积被选中52次,心智模式的三个维度累积被选中的频次仅有34),而企业家在向其继承人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对诀窍知识和心智模式的重视程度则更为均衡(累积频次分别为19和16)。

在企业家关系网络中,外部关系网络被选中的频次明显高于内部关系网络,两者被选中的频次分别为53和12。这表明,无论是继承人在继承上一代企业家关系网络的过程中,还是第一代企业家在向他们的继承人传递自己的关系网络时,都会更加看重企业家在企业外部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

在企业家精神方面,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企业家子女,都对敬业精神和开拓精神给予了较高的重视,两者被选中的频次分别为21和17。与第一代企业家相比,第二代给予了第一代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更高的尊重,有15位企业家子女认为第一代的创新精神是值得继承的,而23位第一代企业家中却只有一位对此做出了选择。此外,在理论界,一谈到企业家精神,人们往往会在第一时间想到冒险精神,但在累积249次的选择中仅有3次将“绣球”抛给了冒险精神。

(四)各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分析

对媒体报道资料的内容分析,以及上面对调查数据的简单频次分析已经使我们对企业家个体层面的代际传承要素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要为面临传承问题的家族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还必须对不同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为此,我们在调查问卷中特意让被调查者对他们选择的三种代际传承要素进行了重要性排序。简单的频次和频率统计结果见表8。

表8  代际传承要素各维度的相对重要程度统计结果
重要性程度
要素构成维度
 企业家子女认知(频次)
 企业家认知(频次)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一
 第二
 第三
 
企业家默会知识
-技术诀窍

-管理经验

-见解/心得

-经营理念

-价值观

-愿景
 25

2

13

3

1

4

2
 31

1

11

9

4

3

3
 30

3

5

5

7

8

2
 10

0

6

0

1

2

1
 11

1

2

3

5

0

0
 14

3

0

4

2

3

2
 
企业家关系网络
-企业内部关系

-企业外部关系
 23

3

20
 9

2

7
 11

4

7
 13

1

12
 6

1

5
 3

1

2
 
企业家精神
-创新精神

-冒险精神

-开拓精神

-敬业精神

-合作精神
 12

3

0

2

7

0
 17

6

1

6

4

0
 16

6

1

5

4

0
 0

0

0

0

0

0
 6

1

1

2

2

0
 6

0

0

2

4

0
 
其他
 0
 3
 3
 0
 0
 0
 

 

上面的分析表明,在对最需要传承的企业家个体层面要素的认知上,企业家子女选择最多的是企业家默会知识,在被调查的60位企业家子女中,有25位选择了企业家默会知识,占样本总数的41.67%;其次是企业家关系网络,选择的人数为23人,占样本总量的38.33%;再次是企业家精神,有12人做出了选择,占被调查企业家子女的20.00%。与企业家子女的选择略有不同,企业家选择最多的是企业家关系网络,其次是企业家默会知识,两者被选中的频次分别为13和10,各占被调查企业家总量的56.52%和43.48%。
当然,前面的频次分析只是增加了我们对企业家个体层面代际传承要素的直观认知,尚不能据此对各要素的相对重要程度做出肯定的判断,因为从总体上看没有哪个要素被选中的频率超过50%,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直观判断很可能没有统计意义。鉴于此,我们将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Paired-Samples T Test)对不同要素两两之间的均值之差与0之间的差异性做进一步的分析,以判断各要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为尽可能的控制外生变异(extraneous variance),提高研究的质量,在进行统计分析时,有必要对一些可能对被调查者的认知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加以控制。以往有关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研究表明,不同家族成员对传承过程进展的理解或判断可能存在显著差异(Poza, Alfred & Maheshwari, 1997)。对传承要素的认知是理解传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调查者的身份很可能也会对此产生影响。为此,我们将对被调查者的身份加以控制。除了问卷填答者的身份外,企业规模和继承人所处的接班阶段也可能对我们的研究结论产生影响。在企业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各种关键要素的获取往往都落在企业家的肩上,随着企业的成长和规模的扩张,会有越来越多人来分担这些任务,这时企业家个人给企业带来的要素的比重会逐渐降低,企业家离去留下的要素空洞就会减小。与此同时,企业规模也可以从侧面反映一个企业家的业绩,因而有可能对企业家子女对传承要素的认知产生影响。此外,随着传承过程的推进,继承人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会随之改变。相应的,他们对自身和前任的认识也可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可能也会带来他们对传承要素认知的改变。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还将对企业规模和继承人所处的接班阶段进行控制。
对上面三个变量的控制,我们主要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来实现。分析过程中,我们通过以下方式来对各要素进行赋值:根据被调查者给出的要素排名,对排在第一位、第二位和第三的要素分别赋值3、2和1。由于选项设置的缘故(企业家关系网络原本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多个不同的维度,但是为了选项设置的简洁和美观,我们只对其作了内部和外部之分),不同要素的构成维度出现了明显的不对等现象(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精神分别有6个和5个维度,而企业家关系网络只有2个),因此我们在对三个要素进行赋值时选取了得分最高的维度,而不是各维度得分之和。
以三个控制变量为分类变量进行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对不同传承要素得分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分类变量
传承要素
 被调查者身份
 企业规模
 继承人的接班进程
 
企业家默会知识
 0.078

(0.780)
 0.321

(0.863)
 .375

(.689)
 
企业家关系网络
 4.179*

(0.044)
 1.578

(0.195)
 5.830**

(.005)
 
企业家精神
 2.620

(0.109)
 1.343

(0.267)
 .329

(.721)
 

* P<0.05,** P<0.01。表格中第一行数字为F值,括号中的数字为Sig.值。
由表9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对企业家关系网络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认知,受到被调查者身份(企业家或企业家子女)和继承人接班进程的影响,而被调查者对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精神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认知不受各控制变量的影响。由此看来,若不对被调查者身份和继承人接班进程两个变量加以控制,就笼统地对三类传承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作出判断,是欠妥当的。鉴于此,我们在控制被调查者身份和继承人接班进程两个变量后,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对三类传承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见表10。
表10  对三类传承要素相对重要性的分析结果
分类变量
 企业家默会知识 - 企业家关系网络
 企业家默会知识 - 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关系网络 - 企业家精神
 
被调查者身份
 企业家
 -.087

(-.214)
 1.348**

(3.940)
 1.435**

(5.405)
 
企业家子女
 .483

(1.860)
 .833**

(3.310)
 .350

(1.357)
 
继承人的接班进程
 无角色或兼职
 -.067

(-.183)
 .633

(1.823)
 .70000*

(2.173)
 
普通员工或基层管理者
 1.318**

(3.368)
 .955

(2.063)
 -.364

(-.828)
 
中高层管理者
 .250

(.357)
 1.250

(2.236)
 1.000

(1.214)
 

* P<0.05,** P<0.01。表格中第一行数字为两者的均值差,下方括号中的数字为T值。
根据表9和表10展示的分析结果,可以作出如下判断:(1)企业家和企业家子女对企业家关系网络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判断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企业家的评价高于企业家子女。两者对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精神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评价不存在明显差异。(2)在企业家看来,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关系网络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的重要性要高于企业家精神,但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关系网络之间不存在显著的重要性差别。(3)处在传承过程不同阶段的企业家子女,对三类要素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评价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其中,在尚未真正加盟企业的企业家子女看来,企业家关系网络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的重要性要高于企业家精神,但企业家默会知识同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之间,不存在重要性上的显著差异。在担任公司普通员工或基层管理者的企业家子女眼中,企业家默会知识较企业家关系网络更需要传承,但企业家精神同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关系网络之间,不存在重要性上的差别。来自已担任中高层管理职务的企业家子女的数据则表明,三类要素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六、研究发现与启示(一)研究发现及讨论本文尝试在企业家个体层面构建一个关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要素体系的概念框架,并作出初步的检验。通过对41则媒体报道资料的结构化分析和对来自6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初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从总体上看,在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中,企业家个体层面需要传承的要素主要包括企业家默会知识、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三大类。
(2)在对企业家默会知识两个构成维度的传承认知上,企业家和企业家子女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其中,企业家子女较为看重诀窍知识,尤其是管理经验类知识,而企业家对诀窍知识和心智模式重要性的判断则相对更为平衡。这与我们访谈过程中的体会基本一致。访谈中多数企业家子女在被问及“最需要向父辈学习或继承的要素”或“同父辈最主要的差距”时,他们给出的第一答案往往是“经验”或“经验不足”。
(3)在对企业家关系网络的传承认知方面,企业家和企业家子女表现的较为一致,都较为看重企业家在企业外部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网络的传承。这可能与第一代家族企业在创业初期的市场不完善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盛乐(2006)所言,“在市场非完善条件下,家族企业经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市场资源(比如政府和亲缘朋友)的利用”,这时“企业主投入企业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资本”。这一研究发现同朱素英(2006)的研究结论也基本一致。她对浙江省128家家族企业进行的调查研究也发现,前任比较侧重外部关系网络(她在研究中主要考察了核心客户和主要社会关系)的传递,对企业内部关系的传递不足。现实中,许多企业家在正式交班前频频携子女出席各种重要的公众场合的举动,或许就是对该研究结论的最好佐证。举个典型的例子,2003年9月27日由40多名香港商界大亨及其家属组成的“香港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访京。与之前的访京团不同,本次访京的香港富豪大部分都是“父子齐齐北上”。许多媒体都认为,力捧第二代是这次访京团的一大目的。一个有趣的花絮是,在新浪网上的一个关于“此次香港富豪团携接班人访问北京的目的”的小调查中,50%的网民选择了“为后辈接班做铺垫”[①]。当然,我们目前得出的外部关系网络“一边倒”的分析结果,也可能与我们所调查的样本企业极大多数都是单个家族独立创业(或收购转制企业)的有关,在那些由几位股东合伙创立的企业中,这种情况或许会有所改观,但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4)在对企业家精神各维度的传承认知上,敬业精神、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受到较高的重视,其他维度没有得到一致认可。在理论界,尤其是西方理论界,一谈到企业家精神,研究者们(比如,Busenitz, 1999)往往会在第一时间想到冒险精神,但在本研究中,无论是被调查企业家,还是企业家子女,都基本上没有将其纳入传承要素的行列。对此,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惯用的“开拓精神”与西方学者强调的“冒险精神”在词义上存在很大的交叉,但在词性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冒险精神”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可能带有一定的贬义成分,而“开拓精神”则更显积极和进取。这样一来,将两者同时放在备选项中就可能带来选择上的偏差。然而,考虑到这种偏差不会对我们的主要研究目标带来实质性影响(在对三类传承要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比较时,我们使用的是各要素中得分最高的维度的分值,而不是所有维度的得分总和),并且还有利于我们全面地掌握目前实践界对本文研究议题的认识,避免信息的遗漏,我们最终还是将两者一起放在了备选项中。我们相信,随着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研究的不断深入,因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概念理解偏差会逐渐弱化,甚至慢慢退去,到那时再来重新审视该问题或许会更有意义。
(5)企业家和企业家子女对企业家关系网络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判断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企业家的评价高于企业家子女。两者对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精神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评价不存在明显差异。
(6)在企业家看来,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关系网络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的重要性要高于企业家精神,但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关系网络之间不存在显著的重要性差别。当然,由于针对家族企业的调查难度非常大(Klein, 2000),本研究只调查了23位企业家,相对较少,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论的外部效度。该结论的科学性,还有待未来的实证研究去检验。
(7)处在传承过程不同阶段的企业家子女,对三类要素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相对重要性的评价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其中,在尚未真正加盟企业的企业家子女看来,企业家关系网络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的重要性要高于企业家精神,但企业家默会知识同企业家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之间,不存在重要性上的显著差异。在担任公司普通员工或基层管理者的企业家子女眼中,企业家默会知识较企业家关系网络更需要传承,但企业家精神同企业家默会知识和企业家关系网络之间,不存在重要性上的差别。来自已担任中高层管理职务的企业家子女的数据则表明,三类要素在传承要素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然而,我们也意识到,目前在我国的第一代家族企业中,完全实现交接班的比重还不高,本研究调查的企业家子女处在中高层管理岗位的也相对较少,这可能会对本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局限之一。待大量传承完毕的家族企业出现之后,再对此命题作进一步的检验,或许可以提供更为坚实可靠的结论。
(二)研究启示企业家个体层面传承要素的识别,无论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理论研究者来说,本研究为他们后继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利于本领域基础理论框架的构建。以往研究中,学者们习惯性地将所有权和管理权“锚定”为家族企业的传承要素,并以传承前后企业绩效的变化或家族成员对传承过程的感知等来对它们的传承结果进行刻画。可是,由于这些指标的综合性非常高,导致测量的效度较差,无法准确反映研究者们想要刻画的变量的变化规律。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将本研究识别出的要素在代际间传递或转移的效果作为中间结果加以考察,提高测量的效度,进而提升研究成果之间的可比性和继承性。
对传承实践者而言,本研究成果可以为他们制定周详的传承计划提供理论依据,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传承策略的针对性。在既有研究中,传承计划的重要性被学者们反复强调。可是,在家族企业的传承实践中,传承计划往往被大家所忽视。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大家缺乏对传承计划的内容的缺乏统一认识。本研究对企业家个体层面代际传承要素的系统识别,可以为他们制定周详的传承计划提供理论支持。同时,本研究对不同要素相对重要性的判断,也有助于他们找准工作的突破口和重心,提高传承策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主要参考文献[1]            Bolino, M. C., Turnley, W. H., and Bloodgood, J. M., 2002,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7:4), pp.505-522

[2]            Bos, W., and Tarnai, C., 1999, “Content analysis in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31:8), pp.659-671

[3]            Busenitz, L., 1999, “Entrepreneurial risk and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It’s a matter of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ural Science, (35:3), pp.325-340

[4]            Cabrera-Sua´rez, K., De Saa´-Pe´rez, P. and Garc?´a-Almeida, D., 2001, “The succession process from a resource- and knowledge-based view of the family firm”,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4:1), pp.37-47

[5]            Daily, C. M., and Dalton, D. R., 1992,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founder-managed versus professionally managed small corporation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30:2), pp.25-34

[6]            d’Amboise, G., and Muldowney, M., 1988, “Management theory for small business: Attempts and requiremen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3:2), pp.226-240

[7]            Drozdow, N., 1998, “What is continuity?”,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1:4), pp.337-347

[8]            Dumas, C., Dupuis, J. P., Richer, F. and St-Cyr, L., 1995,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next generation’s decision to take over the family farm”, Family Business Review, (8:2), pp.99-120

[9]            Fiegener, M. K., Brown, B. M., Prince, R. A. and File, K. M., 1994, “A comparison of successor development in family and nonfamily businesses”, Family Business Review, (7:4), pp.313-329

[10]        File, K. M. and Prince, R. A., 1996, “Attributions for family business failure: The heir’s perspective”, Family Business Review, (6:2), pp.171-184

[11]        Handler, W. C., 1991, “Ke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 next-generation family members in family firm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29:2), pp.21-32

[12]        Holsti, O. R., 1969,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3]        Jacobs, J. B., 1979, “A preliminary model of particularistic ties in Chinese political alliances: Kan-ch’ing and Kuan-hsi in a rural Taiwanese township”, The China Quarterly, (78), pp.237-273

[14]        Kassarjian, H. H., 1977, “Content analysis in consumer research”,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1), pp.8-18

[15]        Kaye, K., 1996, “When the family business is a sickness”, Family Business Review, (9:4), pp.347-368

[16]        Klein, S. B., 2000, “Family Businesses in Germany: Significance and Structure”,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3:3), pp.157-182

[17]        Koka, B. R., and Prescott, J. E., 2002, “Strategic alliances as social capital: A multidimensional view”,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3:9), pp.795-816

[18]        Lam, A., 2000, “Tacit knowledg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societal institution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rganization Studies, (21:3), pp.487-513

[19]        Lambrecht, J., 2005, “Multigenerational transition in family businesses: A new explanatory model”,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8:4), pp.267-282

[20]        Leonard-Barton, D., and Sensiper, S., 1998, “The role of tacit knowledge in group innovatio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40:3), pp.112-132

[21]        Lumpkin, G. T., and Dess, G. G., 2001, “Linking two dimensions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to firm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 and industry life cycl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6:5), pp.429-451

[22]        Mayring, P., 2000,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1:2). http://www.qualitative-research.net/fqs-texte/2-00/2-00 mayring -e.htm

[23]        Montanye, J. A., 2006, “Entrepreneurship”, The Independent Review, (10:4), pp.549-571

[24]        Nonaka, I., 1994, “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5:1), pp.14-37
[25]        Nonaka, I. and Konno, N., 1998, “The concept of ‘Ba’: 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knowledge creatio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40:3), pp.40-54
[26]        Ormerod, R. J., 2000, “Is content analysis either practical or desirable for research evaluation?”, Omeg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8:2), pp.241-245

[27]        Poza, E. J., Alfred, T., and Maheshwari, A., 1997, “Stakeholder perceptions of culture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family firms—A preliminary report” .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0:2), pp.135–155

[28]        Sharma, P., 2004, “An Overview of the field of family business studies: Current statu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7:1), pp.1-36

[29]        Steier, L., 2001, “Next-generation entrepreneurs and success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modes and means of managing social capital”,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4:3), pp.259-276

[30]        Tan, W. L. and Fock, S. T., 2001, “Coping with growth transitions: The case of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in Singapore”, Family Business Review, (14:2), pp.123-139

[31]        陈峻峰、李强和蔡根女:《企业家精神与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对浙江省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的分析》,《现代管理科学》,2007年第1期。
[32]        洪秀琪:《知识移转与绩效表现之研究——以多层次传销为例》,中国文化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年。
[33]        李本乾:《描述传播内容特征检验传播研究假设:内容分析法简介(下)》,《当代传播》,2000年第1期。
[34]        黎赔肆、丁栋虹:《企业家精神含义:多视角的观点》,《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35]        李志、曹跃群:《企业家精神”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36]        鲁传一、李子奈:《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理论》,《清华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37]        盛乐:《信任资源、产权制度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演化》,《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6期。
[38]        疏礼兵:《团队内部知识转移的过程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以企业研发团队为例》,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
[39]        杨宜音:《试析人际关系及其分类——兼与黄光国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5期。
[40]        [委]伊万·兰兹伯格著,许玉林、付亚和等译:《家业永续:家族企业如何成功地完成代际传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41]        周小虎:《企业家社会资本及其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42]        朱素英:《家族企业继任中的企业家精神传承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

私人业务法律热线: 13418631258
电子邮箱:442183168@qq.com   QQ:442183168   MSN:szhcq@hotmail.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支路1001号公交大厦17层 网站地图 法律声明  
| 关于我们 | 团购服务 | 联系我们 | 新闻动态 | 成功案例 | 费用计算 | 律师说法 | 媒体报道 | 加盟合作 | 会员之家 | 合同制作 | 诉讼仲裁 | 刑事辩护 | 企业转型 | 募投融资 | 房产建筑 | 公司治理 | 遗产规划 | 解决方案 | 法律顾问 | 家业传承 | 遗嘱执行 | 婚姻家事 | 律师见证 | 律师文摘